作者：李腾

最近，笔者代理的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因疫情原因，被上海某法院告知“中止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6条的规定，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法院可以中止审理。自2022年4月初以来，上海实行了“全域静态管理”。因此，这个案子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也都无一例外地被封闭在家里，肯定无法有效地完成该案的诉讼活动，这显然属于法律规定的“不能抗拒的原因”。应该说，法院作出的这个“中止审理”的决定是合法的。

另外，本案是2022年1月28日进入审判程序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法院对公诉案件的审理期限一般不超过三个月。所以，法院为了不违反审限的规定，作出了上述“中止审理”的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6条的规定，“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也就是说，自法院作出“中止审理”的决定时，案件就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的审理活动全部暂停。等到疫情过去，“不能抗拒的原因”消失，当法院决定恢复本案审理时，审理期限才会继续计算。

这样看来，这个“中止审理”的决定是那么地“合法”又“合理”，但笔者认为这个决定却恰恰忽略了案件“主角”的感受。这个“主角”既不是法官，也不是检察官，更不是律师，而是那个还羁押在看守所里的被告人。

本案的被告人是在2021年10月11日被羁押的，本案案情相对简单，无非是被告人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而银行卡被别人用于犯罪活动这类典型的帮信犯罪。参照以往的判例，被告人的刑期应该在6个月至1年。本案于2022年3月17日已经进行过一次完整的庭审，虽然笔者在开庭时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但检察院仍然当庭给予被告人有期徒刑7个半月这样一个较轻的量刑建议。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次的“中止审理”，法院即便采纳了检察院的量刑意见而判处被告人有罪，其刑期到2022年5月25日也就结束了。

然而，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本案“中止审理”了。根据上海市卫健委2022年4月25日的通报，前日（24日），上海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7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983例，新增本土死亡51例。在这种形势下，上海的“全域静态管理”何时能够结束？疫情这个“不能抗拒的原因”何时才能消除？本案何时才能恢复审理？这些问题恐怕是法官也无法回答的。如果上海的“全域静态管理”还要再持续一个月，导致本案“中止审理”的“不能抗拒的原因”不能在2022年5月25日前消除，那么，本案被告人将面临“超期羁押”的尴尬局面。

试想，如果上海疫情持续到2022年6月10日结束，法院在当天即恢复审理，并在当天就做出判决。彼时，被告人已经被羁押了整整8个月，如果法官依然按照检察院当初建议的有期徒刑7个半月进行判决，则被告人就被超期羁押了15天，这在刑事诉讼中是非常严重的程序违法。但如果法官在6个月至1年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8个月，则可以完美的规避上述违法情况的发生。所以，一个“理性”的法官，多半会做出有期徒刑8个月的判决。但很显然，被告人将因为这个“理性”的判决而被加重刑罚，这样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而且严重影响了刑事审判的严肃性。

那么，该如何避免这种“变相加刑”的情况发生呢？笔者认为，疫情当下，当法院以“不能抗拒的原因”作出“中止审理”决定时，应同时对一些罪行较轻的在押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在“中止审限”的同时也“中止羁押”。待案件恢复审理时，由于没有超期羁押的压力，法官无须再用“理性”左右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该判多少就判多少，“变相加刑”的情况也就自然避免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疫情当下，我们的任何工作都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既包括惩罚犯罪，也包括保障人权，相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