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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东快讯┃瀛东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承办的跨学科博士生沙龙顺利召开
时间:2020-04-17 查看:153 次

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团委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和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联合承办的第16期跨学科博士生沙龙通过腾讯会议在2020321日成功举行。

 

此次疫情可以说是危中有机,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了一次适时“体检”,也为加快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创造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契机。结合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本次沙龙的主题为“疫情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分为“疫情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制度、健全国家治理体系”“新兴技术助力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三个单元进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龙天鸣、安娜、徐信予、张烨帅担任会议主持人。



在开幕致辞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龑首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对“疫情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十六届跨学科博士生沙龙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我国,严重侵害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重大损失。此次疫情给我国治理能力、治理水平和治理体系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针对这一系列新挑战,应该从三个视角来看。第一个视角,我们习惯于从一个制度设计的理想化标准去观察和评判,用理想的标准直接要求现实,从这次疫情来看,我们一开始使用的是这样一种视角。随着疫情在全球的扩散,我们有了第二个视角,即比较的视角,从各国的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治理水平,我们反观中国的疫情治理,这样结合两个视角,有可能找到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

第三个视角是命运与共的人类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仅是共同遭受命运,更是共享未来,共同分享我们的经验,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视角,也就是我们我国走向世界所秉持的世界观。

在祖国遭受如此重大疫情之下的,在座各位,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博士生,紧跟时事,追踪热点,围绕现象,对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充分彰显了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的朝气和心怀天下的视野和格局。

最后预祝本次沙龙圆满举行。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周子闳在致辞中认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从大航海到全球化的时代,由于人口众多和党的领导所产生的制度优势和人口优势,在过去20年间我国发展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而这次疫情的到来,给予检验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契机,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面临一次大考,每一个中国人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时代使命感,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目前国家有许多困难亟待解决,但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和方法,仍在于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上。目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为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带来巨大的变革和影响。但技术的进步要和制度的革新并轨并行,同步前进,这样才能全面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疫”期间,瀛和律师机构以及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为抗击疫情所作的大量贡献,包括:提供大量公益法律服务;募集近百万人民币善款;并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医用物资抵达疫情重灾区等。

希望今天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同学们能够围绕当下的疫情,立足于本学科的研究基础,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集思广益,为抗疫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预祝沙龙圆满成功!



第一单元:疫情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命运与共,国际合作仍在路上。目前病毒溯源工作仍在进行中,尚无定论。全球疫情在快速变化,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上升,要维护各国人民健康、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需要全方位通力合作。

本单元由来自东京大学的陈哲立博士、君合(上海)律师事务所张旭东、伦敦大学女王玛丽学院的侯晨亮进行主题汇报,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张雄飞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李敏进行了点评。


主题汇报



东京大学法学博士陈哲立以《中日韩在疫情中的共性与差异》为主题做了汇报。日韩两国和我们国家在运行当中,在疫情的处理和应对当中体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共性,尤其是跟欧美各国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政府和民间都比较一致的高度。认为疫情治理过程中显现出东亚三国在国民精神和文化底蕴上,有明显区别于西方的共性,这个共性大于三国之间的差异,各国政府和国民间的相互互动也是趋向正面和积极。疫情之后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将会如何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君合(上海)律师事务所张旭东以《疫情与中美贸易政策》做了主题汇报,他对疫情期间的相关中美贸易政策做了深入分析,进一步从贸易政策角度阐释了一系列中美有利于全球防疫抗疫的积极行动,以及有待于完善的政策空间。他认为医药供应链问题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人类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是要互相进行合作,而不应该采取过度限制或者管控。


伦敦大学女王玛丽学院法学硕士侯晨亮以《全球抗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破局之战》做了主题报告,他从国际援助的角度探讨了疫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影响。在疫情威胁之下,全球多国政府、组织、企业、公民都自发地团结合作,忽略了传统的国籍、人种差异,这是人类共命运理念的首次国际共振与升华。本次疫情将成为一个契机,以便国际社会抛弃政治成见,在未来开展更多领域、更为深层次的应对人类生存危机的国际合作。


自由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黄彦钦认为,在疫情发生时,国家治理能否给人民以安全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必须运用先进疫情治理技术和管理经验,完善国家治理链条和治理环节。基于此,他提出了四项建议:第一,坚持预防为主,把预控环节放在首位;第二,夯实政府应急治理信息基础;第三,明确不同阶段应急治理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第四,加快构建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网络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朱婷婷提及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于316日公布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如果英美政府一直采取延缓策略,将导致大规模人群死亡;即使英美两国的医疗水平较高,但仍然难以阻挡疫情大规模爆发带来的严重医疗压力。


专家点评


随后,来自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和中央财经大学的两位专家对第三单元的发言作出精彩点评,并分享自己的思考。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高级合伙人,瀛和律师机构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张雄飞: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作为东亚近邻,日韩疫情发展其实跟我们是紧密相关的,特别是日本原来还要办奥运会。从陈哲立博士的发言中,我们了解到:第一,日本政府与民间的关系相对跟我们比较有共性;第二,陈博士也分析了国民精神跟文化底蕴的东亚一体化,东亚国民普遍对政府信任度较高,还有农耕文明跟文化的影响。这也让我们对亚洲,特别是东亚这一块疫情管控或者是国际合作相对还是比较乐观。

张旭东律师话题是中美贸易政策,中美贸易政策话题非常大,各行各业都可以不同解读分析。但是他没有泛泛而谈,而是以口罩的特例为切入口,去展开分析贸易政策和法律法规,视角比较新颖独特,以小见大,内容丰富,非常精彩。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李敏:

疫情防控牵一发动全身。即便是在显见的举措背后也包含了其他关联方面的全力配合。比如,伴随防疫而施行的严格社会管控措施,也影响到了那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这些主体是提供就业、税收,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她认为小微企业在复工复产的背景下面临着的资金需求。而这部分主体并非我国政策性银行和传统商业银行服务的对象,当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互联网银行来满足,其利用先进的风控技术来降低不良贷款率。

比如网商银行服务中小微企业,帮助疫情冲击下的个体经营户有能力恢复生产从而解决系列相关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但互联网银行在信贷规模扩张而资金来源有限的情况下,解决自身资金需求问题凸显和加剧。但很多金融工具目前不对互联网银行开放,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如何在识别和控制金融风险的情况下,去开放、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从而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需求。


第二单元:完善制度、健全国家治理体系



这次疫情应对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目前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基本健全,但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还有待补足相关制度。要加快弥补这些领域的制度盲点和制度漏洞,避免由此可能诱发的潜在风险。

本单元由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龙天鸣博士、杜吾青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的仇墨涵博士、融昊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韩阳博士、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李杨博士进行主题汇报,广州大学法学院讲师胡莎,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谢钍睿、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张亮进行了点评。


主题汇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龙天鸣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类犯罪的功能定位与规范适用——以国家治理转型中刑法文本的教义学新释为导入》做了主题汇报,认为对行政刑法的研究应当尤其注重对前置法的判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属于过失不作为犯,基于对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维护,其作为义务来源与高度注意义务来源皆在于由授权规范产生的合法行政行为。基于不合法行政行为或通知型行政事实行为只可能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博士研究生杜吾青以《中国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中的隔离措施:规范分析与制度完善》做了主题汇报,他认为,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中的隔离措施既关乎传染病防控的实际效果,也极大影响公民人身自由权、劳动权等多项基本权利。实施隔离措施的权力属性不清,“密切接触者”的识别标准不明,实施隔离措施的程序规范与隔离对象的权利救济制度缺失等问题亟待提上学理反思的日程。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仇墨涵以《疫情防控中的地方人大——以各地关于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为例》做了主题汇报,认为在疫情爆发之后,各地人大常委会先后出台的疫情防控决定,为依法防控提供了一个良好依据和指引,但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能在疫情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国家治理当中应当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才能更好的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


北京师范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融昊以《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渎职类行为的刑法治理》做了专题发言,他认为,平庸只是行为的表象,而恶才是它的丑陋本质,对于官员不上心的平庸之恶进行追责也是现代刑法,尤其是预防性风险刑法应该负有也必须负有的义务。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杨以《元规制:重大疫情公共危机治理新思路》做了专题汇报。他认为国家在传统规制效果薄弱领域有针对性地引入元规制手段,将部分规制责任转移给私人,降低治理成本,使得国家与社会能灵敏地回应局势的变化,能回应契合治理体系优化的现实需求。在治理的塑造上,应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是在规制策略上注意外在强制的限度,另外探寻如何构建内在激励机制与外部规制相呼应;另一方面是在为公众提供合法的行为模式和行为预期,强化对于规制平台在疫情防控中的权责设计和衔接机制。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韩阳以《疫情防控信息流管控:从制度文本说起》为题做了专题汇报。他认为在疫情信息输入端缺少正向信息激励,能否进行制度创设:对于非刻意错报的报告人和报告单位进行一定的责任豁免,而不是现在单纯的报喜奖励、报忧惩罚的偏负面的信息激励,需要有一定的容错机制,鼓励疫情信息的积极上报。


专家点评


随后,来自广州大学、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上海社科院的三位专家对第三单元的发言作出精彩点评,并分享自己的思考。


广州大学法学院刑法学讲师胡莎博士:她总结了第二单元中所有发言者(龙天鸣博士、杜吾青博士、仇墨涵博士、融昊博士、韩阳博士、李杨博士)的共同特点,首先,都看重教义学的研究方法,着重对法条关系、法学专业名词予以深入、细致的解释;其次是专业理论性强,展现了思辨的魅力,提倡平庸之恶理论、元规制理论等等;再次,发言人皆为公法学者,对于国家的治理还应考虑私法角度的治理;最后,每一位发言人的研究成果皆坚持问题导向、司法实践导向,与我国法学教育保持高度的一致。其后,胡莎老师以苟某案为切入点,阐述了她由该案引发的对刑法体系性的思考。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谢钍睿:杜吾青博士的发言特别关注到了在疫情之下隔离措施缺乏救济途径的问题。在当前抗击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为第一位的背景之下,能够敏锐地关注到这个问题非常难得。仇墨涵博士的发言主题是疫情防控中的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缺位问题。疫情防控压力之下,各地、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比如封路、限制人身自由等“硬核”的防控措施,却很少关注公民权利保障。我认为仇博士的思考非常有价值!最后,融昊博士本次发言的主题和普通民众的关注点非常契合。从疫情爆发到现在,抛开很多阴谋论的论调,部分官员的渎职导致疫情加重的问题不容回避,这也是在民众在疫情中负面情绪最大的点。赞同融昊博士的意见。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的张亮研究员对以上发言人做了一个系统总结,高度肯定了各位博士研究生在相关领域做出的探索,我国战胜疫情有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对元规制理论的缘起与发展做了系统的介绍。


第三单元:新兴技术助力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


2003年非典疫情相比,此次疫情防控的突出特点就是大量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互联网相关企业的全力参与。比如,浙江、江苏、广东等地通过大数据分析来提前预警和精准定位重点人群;在复工复产时引入健康码来扫码管理企业;在医疗物资调配方面运用物联网技术;在药物和疫苗研发方面使用大数据等等。

本单元由来自中国工商银行2019级博士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朱思斯博士、深港产学研基地研究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王青兰、北京大学的张超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吴宗泽进行主题汇报,四川大学法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周鑫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储翔进行了点评。


主题汇报


中国工商银行2019级博士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朱思斯以《商业银行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的亮点和难点》为主题进行汇报,她认为,此次疫情对商业银行危中有机:一方面,小微企业的困难是直接会传导到商业银行经营;另一方面,疫情催生了新的业务机会,医疗物资设备、疫苗、药物生产和销售企业的信贷需求明显增大。目前,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金融服务模式进行重构。但是,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机制普遍缺乏一定的灵活创新空间,缺乏容错试错机制,希望今后能在一定的不良容忍范围内参考监管沙盒的相关实践,给予线上小微融资产品一定的灵活创新空间。



深港产学研基地研究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博士后、法学博士王青兰以《提高国家公共卫生信息系统韧性的思考》为主题进行了分享,认为我国目前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存在非常严重的数据孤岛现象,而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为大规模的公共卫生数据采集提供转型机会,并以分布式的网络强化系统的韧性,保障应急场景下的抗打击能力。在分享过程中,她结合本次新冠疫情,指出了我国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短板与未来建设的方向,并强调,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建设是组织与技术共同进化的过程,系统的韧性离不开组织的韧性,倘若不在行政理念、疾控体制与法律规则等层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再先进的信息技术也只能形同虚设。



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博士研究生张超,以《区块链技术在疫情防控与治理中的应用》为主题进行汇报。现阶段的数字治理,是在单一区域的个体模式,难以突破固有的业务流程的边界,更难实现跨行业跨区域的数据共通。利用区块链技术特点,建立跨系统、跨组织、跨业务、跨地域的真实数据互联互通共享机制,提高处理应急事件的能力;同时,区块链技术有助于建立可信的数据治理体系、完善的隐私保护机制,从而加速社会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新经济业态迎来爆发期,其蓬勃的发展关键在于参与主体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合理转让和应用,区块链技术的作用不可或缺。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学涛,以《新冠肺炎防控与个人信息保护如何平衡》为主题进行汇报。他提出,新冠疫情涉及的风险是一种典型的动态风险,新冠肺炎防控与个人信息保护如何平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遵守合法性原则,确保搜集信息的行政主体合法;其次,遵守正当性原则,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具备透明性并遵守一般规则;最后,遵守必要性原则,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和使用都必须控制在对保护公益有所必要的限度内。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吴宗泽,以《技术赋能网络舆情治理的模式创新初探》进行主题汇报。提出应将技术手段融入网络舆情治理过程,即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从舆情趋势预测、公众情感分析等方面大幅提高网络舆情监管主体对各类网络安全风险的识别覆盖率和准确性。但“技术治理路径”对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路径是补全而非替代,必须与政府舆情治理制度体系相配合,构筑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为中间力量、媒介机构参与的政府网络舆情治理范式。


自由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博士研究生柳长浩分享了他的三点思考。第一,每个国家的抗击疫情的策略,和其文化体系的背景呈现一定的关联性。第二,我国的抗疫模式,存在优势与劣势,应该进行梳理和总结,运用法治的手段形成一个比较有整备性的体系。第三,在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要在我国的语境之下去考虑,我国本土中庸的思维和对立统一的思维,或也能为构建有我国特色的经济法体系提供一定智识上的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博士研究生陈科林紧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话题,提出政府与市场不是纯粹的市场出现失灵,然后政府予以纠正的模式,而是在基本的监管关系上再新增合作关系。适宜采取何种合作方式依旧取决于政府的角色,当下我们谈及营商环境,谈及市场化,本质上就是让政府的决策更加符合市场的逻辑、符合市场的规律。此外,受疫情影响,民营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可能会迎来“破产潮”,个人破产将会被再次强调。


专家点评


随后,来自四川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的两位专家对第三单元的发言作出精彩点评,并分享自己的思考。


四川大学法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周鑫提出,数据的问题已经不再单纯地局限在某一个领域,可能是数字经济本身内生的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数据使用会在不同的行业或者不同的背景下出现问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把数据这个关键点抓住,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在解决相关问题的时候,要坚持我们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储翔谈及新时代的法治与道德的关系。如果说法治具有稳定社会的基本功能,那么道德能够凝聚国家人民的向心力,解决所谓纯粹市场带来的正义缺失问题。美国法经济学家卡拉布雷西教授提出,应将道德成本纳入法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我国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在经济层面付出巨大,成本高昂,但这一政策未来必然获得相应道德收益。


最后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博士生服务团团长徐信予致闭幕词:


疫情虽然阻挡了我们相聚的步伐,但是也给我们打开了线上聚会的窗户,让我们可以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一起分享观点,碰撞思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也将不断创新,开拓进取,把我们的青春挥洒在这壮丽时代,这中国大地之上!


本次沙龙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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